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為了刺激頹廢的經濟，美歐日英等發達經濟體推出創紀錄的大規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經濟注入大量的流動性。刺激政策在維持金融市場和經濟社會穩定的同時也推動全球通脹高起。疊加烏克蘭危機和疫情反復雙重影響，美國遭遇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為此，美聯儲開啟加息和縮表周期，繼5月初將基準利率上調50個基點后，6月又宣布上調75個基點。以往美國貨幣政策轉向，都會對全球經濟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產生外溢性影響和較大沖擊，引發全球股票市場、匯率市場、債券市場、大宗商品市場大幅震蕩，跨境資本流動的波動性增大。

　　對于我國這樣的超大型經濟體而言，面對來自外部的短期沖擊和長期影響，要內外結合、長短兼顧、標本兼治。短期內，要加強風險防范，加大宏觀政策穩定和提升總需求的力度，暢通供應鏈，提高短期經濟景氣程度。為了實現長期戰略性發展目標，還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加快經濟轉型升級，促進經濟金融高質量發展。

　　一要堅持穩增長促發展不動搖，提振經濟景氣程度。貨幣政策主要通過降準、降息等總量調節方式向市場提供充足的流動性，降低實體部門的負債成本，增強實體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靈活，適時推出更大力度的財政刺激計劃，向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家庭部門提供救助性資金，直接刺激總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金融政策要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擴大政策性貸款的規模，放寬融資條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發揮政策性擔保機構的作用，為中小微企業融資提供政策性擔保，發揮融資促進和風險分擔作用。引導資金進入實體，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財政金融支持力度。打通阻礙貿易流通的各項堵點，深化貿易暢通，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暢通經濟循環，增強內生動力和發展韌性；暢通國內外要素循環，激發市場活力，加快提升國際資本聚集與配置能力。此外，要加強預期管理，應主動向市場釋放明確的政策信號，讓市場主體真正感受到中國穩定的政策取向和長期向好的經濟前景，提振境內外投資者信心。

　　二要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增強匯率宏觀緩沖功能。以匯率市場化為導向健全外匯管理機制，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運行機制，提高匯率形成機制透明化和市場化程度，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穩定的基礎上保持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靈活性，提高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彈性，發揮匯率浮動吸收內外部沖擊的“減震器”作用。加強外匯市場監測研判和宏觀審慎管理，維護外匯市場穩健運行，引導市場主體更廣泛使用匯率避險工具，積極防范化解外部沖擊的影響。

　　三要完善跨境資本監管框架，防范資本異動帶來的沖擊。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促進跨境資金雙向均衡流動，有效維護外匯市場穩定。加強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分析，防范跨境資本異常流動風險，保障央行對匯率和資本流動的間接調控能力，提升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能力。優化對跨境資本流動壓力驟升的響應速度以及對相關風險的防范。特別是應密切關注未被監管和統計覆蓋的資金流出情形，并逐步將非正規渠道的資本外流有序納入統計口徑和監管覆蓋范圍，使相關潛在風險盡可能控制在監管可及范圍內。

　　四要推進金融高質量開放，增強金融體系的韌性。首先，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推進中國與新興經濟體國家簽訂或續簽貨幣互換協議，加強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和金融投融資中的使用；積極探索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多種途徑，推動境內銀行為境外項目提供人民幣貸款業務等。研究探索人民幣回流機制，允許符合條件的合格機構以人民幣為計價貨幣。其次，加快外匯外債管理改革，提升跨境融資便利化水平。適時擴大外債便利化試點范圍，多措并舉為企業提供跨境融資便利、降低融資成本；研究推進外匯儲備多元化運用，擴大銀行業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外匯資金來源，幫助緩解實體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切實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實體經濟的發展。再次，進一步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應繼續推動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建設，完善基礎制度，吸引中長期資金直接入市，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及時回應市場關切，穩定境內外投資者預期。

　　五要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提升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建設力量。加強與關鍵國家或地區間經濟政策的協調聯動，構建多邊合作機制和監管框架；在國際金融監管、評級、金融規則制定等金融活動中爭取主動權與話語權；提高國際金融治理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加強與國際組織合作，推動建立多元、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國家信息中心綜合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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